一代美学宗师邓以蛰家族的“缘”及“奇缘” 和他的主要美学思想 罗国正 (2024年8月16日于广州) 对“缘”及“奇缘”的深化认识,是人生重要的感悟过程。尤其是“缘”中的“奇缘”更是充满故事的情节。我认为,“缘”、“奇缘”应该是人生美学、家庭美学、家族美学、以至扩展到民族美学、国家美学及人才美学等的重要研究课题。我在这里选邓以蛰家族的“缘”及“奇缘”作为例子,应该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家族连续出现了多个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的产生和发展,他们对后代的影响,对社会发展的微妙作用,可以给人们非常多的启示。 现代美学家、美术史家、教授邓以蛰是安徽怀宁县人,他的祖辈是邓石如。邓石如少时家贫,9岁时读了一年书就停学,去采樵、卖饼饵糊口。后靠写字、刻印谋生。他勤奋向学,研习碑拓,苦练隶书等书体,终成清朝一代杰出书法家,被称为四体真、草、隶、篆皆为“国朝第一”,又是画家、文字学家集于一身的文坛泰斗、经学宿儒。这就为邓以蛰家族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根基。我认为,在那个封建皇朝里,只是一介布衣的邓石如,能得到如此多的成就和名誉,不仅仅是靠个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的境界,因为很多人一生都在努力,里面肯定隐藏着很多机缘巧合的原因,他有些机缘甚至成为历史之谜。当然,这与他的聪明、才华、刻苦努力,并所达到的文化、艺术境界的高度是分不开的。当邓石如强大的精神基因密码传到邓以蛰的父亲邓艺孙这一代时,邓艺孙同样是天资敏慧,深受长者赞赏,他曾任安徽公学监督,有一批名流任教,如陈独秀、苏曼殊等,学生多江淮杰士。当时教师在学生中鼓吹革命,被两江总督及安徽巡抚所注目,因怯邓艺孙的名望、影响,未便轻动。当时多间学校因经费不足,或有革命党的嫌疑,引起当局虎视耽耽,由于邓艺孙出来奔走助力,以至转危为安。武昌起义后,邓艺孙为维持时局,出任“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议长,事定,被推任教育司司长,起草了新的教育制度,又创办省立图书报、几所中学及女子师范。民国2年秋,接任安徽高学堂校长,到任未到两月,病逝,终年57岁。从邓以蛰这一代起,“奇缘”的密集度就非常之高(这可能留下的记载更详细,这是人们能知道的“奇缘”多的重要原因)。邓以蛰于1892年1月9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翰墨世家,自幼饱受家学熏陶,他在家乡读私塾,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13岁考入安徽尚志学堂,后投奔父亲任职的安徽公学就读。受西风东渐大潮影响,他转向“西学”,15岁他东渡日本留学,先补习日语,后入早稻田中学,与在早稻田大学学习的老乡陈独秀相识,二人成了“忘年交”,他深受陈的思想影响。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回国,边在家乡学校教书,边学英语,为赴欧美留学做准备。1917年,邓以蛰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对美学尤其注重。他比宗白华、朱光潜研究美学早多年。1923年,他因祖母病逝而回国奔丧,后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蔡与邓的美学思想有不少相似之处。1927年,张作霖控制了北洋政权,其亲信刘哲任教育总长,停办了北京城内国立高等院校中的艺术系科。邓以蛰与鲁迅等一批人南下私立厦门大学任教。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北洋政府,将“清华大学”改组为“国立清华大学”,由罗家伦出任校长。1929年,邓以蛰应聘到清华任教。从此,他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生的主要论述是在清华期间完成。1933年至1934年,他游历欧洲,参观了许多国家的美术馆、博物馆,还撰写了一部《西班牙游记》。他一家居住在清华西院,与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数学教授的家相邻,他的儿子邓稼先与杨振宁情如兄弟,是儿童时的玩伴,他俩的友谊维持一生。“七七事变”后,清华、北大、南开等最终组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邓以蛰因患严重肺病,滞留在北平,由于不出任伪职,他一家靠积蓄、在自家小院开辟菜园,以维持生计。在这样艰苦的时刻,也没有变卖家藏先祖邓石如的书画。1940年春,邓稼先牢记父亲邓以蛰科学救国的嘱托,与大姐邓仲先辗转香港、越南等多地到达昆明,投奔在西南联大教书的姐夫郑华炽(后来成为物理系主任),邓稼先完成高三课程后,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6年10月10日,清华由昆明返北平复员开学,邓以蛰继续执教哲学系。这时,邓稼先在北大担任物理系助教,1947年通过赴美留学考试,于1948年秋进入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清华大学与其它几所高校的哲学系被并到北大哲学系,邓以蛰调到北大哲学系任教,这时他已是花甲之年了。1953年,邓以蛰与许德珩(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五四时期学生领袖之一,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的夫人劳君展与向警予、蔡畅等人是周南女中同学。她曾师从居里夫人学习镭学,她担任过女子师范学院院长)成为儿女亲家,将长女许唐希嫁给邓稼先。1973年,邓以蛰因癌细胞扩散,在弥留之际,在外地工作的邓稼先刚好回京汇报工作(邓稼先是中国“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为国家奉献,平时很少回家),才有机会见了父亲最后一面。邓以蛰享年80岁。 一代美学宗师邓以蛰一生主要耕耘在美学领域(长期以来中西方都将美学归入哲学里面的分支),尤其是对书画的研究成果很丰富,在鉴赏中国古字画上很有造诣。他的书法主要是继承先祖邓石如的遗风,这方面的见解反映在他著的《书法之欣赏》上。新中国成立后,他把邓氏家族珍藏了几代的邓石如书画,全部捐献给故宫博物馆。当我了解到邓以蛰这段家族史时,我对“缘”、“奇缘”、“机缘”加深了认识,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这应是人生美学、家庭美学、以至家族、民族、国家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下面讲讲我对“缘”的理解,力求在理论上加以概括: “奇缘”、“机缘”属于“缘”的一个部分。“奇缘”显得比一般的“缘”更奇妙,常常带有更多的故事情节和偶然性。从理论上讲,“缘”是实际存在的一个或多个主体与实际存在的一个或多个客体产生的关系,这“实际存在”包括物质的、精神的,或能量、感情、功能、气场、信息、时空等等。“缘”是特定的主体的运动方向、过程、因果等在特定时空与相应的客体相互影响、产生一定的作用。“缘”既是一个或多个主体内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或两者兼有的所产生的联系,同时更多是一个主体与一个、或多个客体在特定的时空里,在物质、精神上,或远或近、或多或少所发生的关系。在以人为中心的主、客体所产生的“缘”,是促进人的身与心、理性与感情、学习与生活、工作与事业、正能量与负能量等重要变化、发展的力量、或节点,甚至有的是重大的转折点。这都可以纳入四十二维时空的分析之中,或者说,反映在立体的、动态的、物质和精神的,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中。这种人“缘”有相传的、继承的、延续的关系。直接、或间接、相连或相邻地与相关客体存在着或远或近、或单一、单纯的、稳定的,或多种多样、复杂的、多变的、或深或浅、或宽或窄、或单面或多面、或时间长、或时间短、或作用大或作用小等等的联系、或关系。除人与人之间、或以人为主导的主、客之间的缘外,人还与很多方面产生“缘”的关系,如家猫、猎狗、耕牛、战马、蜜蜂、鹦鹉、金鱼、庭院中的花草树木、住房、学校、田、郊野、山、河、泉、自然风光、景区等,又如:书本、信仰、精神体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行业规范、信息源、能量场等等等等。这些不少的道理也和人与人之间的缘有相近似。总之,“缘”是主体内和外多种因素之间产生的联系。一般情况下,“缘”较多表现在人际关系之中,如父母恩、兄弟情、男女之爱、真挚的友谊、久别的重逢、生离死别等等上。从根本性质上对“缘”进行划分,可分为:善缘与恶缘,或正能量的缘与负能量的缘,美缘与丑缘等等。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缘,常分为我、友、中间派、敌四种关系。这里涉及活力对抗(包括动物)与非活力对抗、或利益相关方与非利益相关方的“缘”的关系。缘是存在定数与变数、定量与变量、是质的影响还是量的影响、利与害、可选择与不可选择、或顺其自然发展等问题。须特别注意的是有些特别的缘会乘势引发出持久、强大的能量。缘来则合聚,缘尽则散灭。既有缘起,必有缘尽。一般的主体消失,缘也随之消失。而生命体的缘是可以通过基因、后代来延续,人还可通过记录、回忆等来延续。杰出人物就算逝世,也可通过他们的动人故事、思想、作品、人格的魅力等在世间得到留传。有“缘”的主体与“缘”的相关因素、客体具有系统的、结构性的、连锁放射性反应的立体动态过程。对“缘”能有先见之明,合理进行价值评估、审美判断,对有缘主体的发展,增加了正能量上升的可能性。尤其是“奇缘”,常会瞬间即逝,得失存乎一念之间。这是靠已有的根基、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对“奇缘”的理解程度、敏感度、把握机会的速度、准确程度,有些机缘,只有在特定的层次、具有特定条件的主体所遇到,没到这样层次和条件的主体不应有幻想,否则会造成多方面的浪费。对于还处在含混不清、潜在的善缘,要能透过现象看出本质,要善于将善缘明朗化、并激活,同时要远离、拒绝、断绝、或坚决铲除各种各样的恶缘。缘的深浅是与时间、空间、联系的线路、面、感觉、感情、价值、效果、频率等成一定比例的。有的缘具有叠加性,有的缘具有递减性。 对“缘”、“奇缘”的理解,需要联系实际,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和一些人物的经历,并用我以上的理论作引导,就容易得到更有用的知识,以利于人生美学原理在生命的旅程中更好地落实。我这里选邓以蛰家族这段“缘”、以至“奇缘”作为典型,可以启发人们感悟家族发展的脉络、人生发展的须知。感悟“缘”、“奇缘”在其中的作用,从中掌握“缘”、“奇缘”的道理、规律,更好地指导人生走向更妙的境界,以至促进主体提升美学境界。 接着介绍邓以蛰主要的美学观点: 1、艺术“有一种特殊的力量,使我们暂得与自然脱离,达到一种绝对的境界,得一刹那间的心境的圆满。” 2、艺术是“心灵的”、“非自然的”,是“人生所感得的一种绝对境界”,而“非自然中的变动不居的现象”、非“无组织、无形状的东西”。 3、艺术须“与人生发生关系”,能“鼓励鞭策人类的感情”,不应为迎合以艺术消遣“舒服畅快”的要求。 4、认为文学的内容是人生、是历史。诗与历史不能分离。 5、艺术不能“由理想变为空想,它的表现必近于夸诞驳杂,唤不起观者诚意的领略。” 6、艺术是“民众创造的”,又是“为着民众创造的”。“艺术根本就是民众。”如“街上走的道路,天天住的房屋、日日动用的器具,辅助身子雅观的衣服,早晚消遣的旷野与剧场……”的大众艺术观。 7、中国古代美学“永远是和艺术发展相配合的,画史即画学,决无一句‘无的放矢’的话;同时,养成我们民族极深刻,极细腻的审美能力。 8、主张:体、形、意与生动、神、意境两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结构的绘画美学。 9、“艺术源于器用,造作物质的适应器用。”“而器用又适应于美感以成其形体,故艺术为人类美感之表现,同时美感亦因造作而显。” 10、由“形体一致”到“形体分化”,最后“由抽象之图案化之方式,而新方式起焉。此新方式为何?即生命之描摹也。” 11、“汉取生动,六朝取神”,“生动与神合而生意境”。 12、“意者为山水画之领域,山水虽有外物之形,但直为意境之表现,或吐纳胸中逸气,正如言词之发为心声,山水画亦为心画。” 13、“画之意境犹得助于自然景物,若书法正扬雄之所谓书乃心画,盖毫无凭借而纯为性灵之独创。故古人视书法高于画,不为无因。” 14、书体分为:形式美之书体、“意境美之书体”、“行草书又为书体进化之止境”。 15、“人与其表现,书家与其书法”达到合一。 …………。 邓以蛰的美学观点是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有家族审美观的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康德、黑格尔、克罗齐、席勒、莫里斯等美学思想的影响。他曾留学日本、美国,游历欧洲多国,参观了许多国家的美术馆、博物馆,他长期在高校从事哲学、美学的教育工作,一生主要的时间在与美学研究、写作、教学等相关,后期长时间潜心研究书画艺术,直至去逝。对于一个从事美学研究、工作的人来讲,这种“缘”及“奇缘”是非常之难得的,由此而积累美学的思想、经验、理论无疑是厚重的。他主张:民众是艺术的主体,是艺术的首创者,艺术也应为民众创造,让民众得到享用,认为“艺术的根本就是民众”。他强调艺术是“心灵的,非自然的,艺术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可使人获得一刹那的解脱,达到一种绝对的境界。他认为:艺术必须与人生发生关系,它能鼓励鞭策、升华人的感情,而不应去迎合、消遣。他又认为,文学的内容是人生、是历史的写照。诗与历史不能分开。他反对脱离现实、空想、荒诞、堕落的人生及美学、艺术。提倡高尚、为人生、为民众的艺术表现,和与民众日常生活相关、受民众欣赏的艺术。他主张艺术源于器用,由形体一致到形体分化,后来变成独立的装饰,最后到抽象图案。他强调中国古代美学的优势在于无一不“有的放矢”和艺术发展相配合。而新方式结束图案方式,即对生命的描摹。他提出,中国的艺术由“生动”到“神”,由“神”到“意”的历史转变。“生动与神合而生意境”。或称“心画”,如书法和山水画,但山水画要借助自然景物。他认为艺术家在行草书法中得到最完美地体现“心画”。人如书画。他将书体分为“形式美和意境美。”邓以蛰绘画美学自成系统、结构,他将体、形、意与生动、神、意境(气韵)这两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可惜他没有将“体”与“形”作出严格区分、界定,出现重叠的现象)。 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被誉为“南宗北邓”(南宗指南方宗白华,北邓指北方邓以蛰),这说明邓以蛰在美学上有很大的成就和崇高的地位。他所处的年代是风云变幻、激烈动荡、大浪淘沙又飞速发展的时期,他始终能站稳脚跟,依然矢志不渝、一心钻研美学,将家族的、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西方的美学,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框架上进行探索,在带有局限性与开拓性之间艰难地前行,有所继承和发展了美学。他在晚年很长的时间,由于当时的社会氛围,他只能将精力花在书画方面的单项美学研究上,五十年代开始,他基本上“封笔”,在美学的其它方面没发现有什么发挥。如果他能多活十年,到了八十年代,我估计他的美学思想会有升华的总结,成就会更辉煌。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多个处在困难的时期,都坚持不卖掉家传的大量文物、艺术品,最终还奉献给国家(故宫博物馆),同时又为国家培育出“两弹一星”的功勋人物——他的儿子邓稼先,确实非常了不起。他的人生能这样成功,我认为主要是:他有坚定的立场、远大的抱负、是非分明、性格沉稳、思路清晰、天资聪颖又勤奋学习、钻研,加上家底相对厚实,又遇上从邓石如、邓艺孙到他和他的儿子邓稼先这样成就他的“缘”及“奇缘”,这是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这使我感悟到“缘”及“奇缘”在人生美学、家庭、家族美学、以至民族、国家发展的美学的微妙、神奇之处。邓以蛰在带点遗憾的曲折而多彩的人生,依然还能较健康、长寿,使他有精力、时间去追求心中的目标,谱写出人生美学绚烂的一曲长留于天地之间。实在令人产生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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